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接下来，中国总理的问题出来了：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格局及治理模式是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所形成的，所谓“三驾马车”—— 工业品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及以房地产和汽车添置为主力的居民消费便是那时被打造出来的，在这三项相继乏力之后，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是有新的动力源还是需把老马车重新发动起来？在货币和信贷政策上，总理的两难处境更是摆在台面上的，中国当今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是货币发行总量已经超过了后者，印钞机不知道已经印坏了多少台，可是，如果如果不印钱，对内而言，那么多的铁路港口重化项目怎么办，对外而言，美国人的印钞机也没有闲着。再说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呼吁已经让人听出耳茧了，早在十多年前，经济理论界曾就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模式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争论，在2002年10月的中共“十六大”上，即将卸任的明星总理朱镕基在他的最后一次工作报告中，对未来的产业经济增长模式给出过一次清晰的描绘，那就是“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十二年过去了，我们其实还在苦苦寻找这条道路的路标到底在哪里。

   由此可见，李克强总理面临的这些难题，在铁腕治国的朱镕基总理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秧子，经历温总理“仰望星空”的十年，如今虽谈不上积重难返，但却也不可能手到病除，总理毕竟姓李不姓扁。

   因此，最近这一个多月，随着投资加速及房产可能松绑消息的流传，一些人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破产了，而在我看来，这本来就未必是总理的心思。

   回顾李总理操盘的这一年多，可圈可点的工作倒不在英国朋友所提出的那三条，而在其他的部分，如果让我来列的话，也有三项：

   一是简政放权，国务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简化及权力下放，几乎每周都有重要的放权讯息，此一项真是十余年来所仅见；

   二是金融突破，李克强的金融治理理念显然不同于前两任——特别是与朱镕基大相庭径，在这个历来被认定为最难突破的地方容忍了互联网金融及民间资本的冲撞，尽管其间的缠斗仍在继续，可是无疑已别有洞天；

   三是能源打虎，过去一年多里，石油、煤炭、电力及水利等能源型产业里抓弊不绝，一只只“老虎”被揪将出来。

   这三十多年，前后出了五任总理，每位都风格鲜明，在执政时期抓不同的“牛鼻子”，第一位总理抓的是物价，在整个80年代，定价权的解放是关键，随之也有了双轨制和物价闯关等试验，第二位总理抓的是国企，90年代的企业改革及资本市场的倾斜性扶持，动静不小争议也不小，第三位总理心雄万夫，抓的是财税，他推行了“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从此有了“顶层设计”一词，第四位总理抓的是项目，发改委和国资委“两委添翼”，总体产业规模和货币规模都实现了一次急速的外延式扩张，如今的李总理要抓哪个“牛鼻子”，现在还看不清楚，金融、土地、国企、财税、行政体制、社会公平，可选项还真不少。

   一国总理不好当，大国总理更不好当，中国总理尤其难当。有些事情说了的未必做，有些事情做了的未必说，更多的事情是临到发生了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要为总理预设一个理论或主张，都是困难到极点的事情。巴克莱资本的母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被问及一个问题：“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他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就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你看，连丘吉尔也不过如此。所以，总理的心思不好猜，总理的心思也不必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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