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规划网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
著名城市规划学家芒福德说，“大城市是人类至今创造的记忆最好的器官”。
著名城市规划学家芒福德说，“大城市是人类至今创造的记忆最好的器官”。
城市的繁荣兴衰，记录着国家的发展足迹，且和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城市又是一个复杂有机体，有着独一无二的脉络和肌理，包罗万象。它的不可逆性也决定了一旦“生病”，需要及早“治疗”。
“如果沉下心去研究，规划得当，一切大城市病都能解决，没有什么好难的。”这是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所坚信的。2015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BBC专门撰文，文章标题就叫《新加坡50岁：从贫民窟到摩天大楼》，对刘太格所大力倡导的、也是闻名遐迩的“组屋”（公共住宅）系统评价颇高：这不只是房屋修建，这是一个国家的修建。
离开政府职位的刘太格依然是新加坡国宝级人物。79岁的他开始创业，公司名字是父亲当年用过的名字。他说明年就是标准的“80后”、“更年轻”，这个年龄创业是因为还有很多理念想传递，“规划师的终极目的是提升民族尊严，让世界不再盲目崇拜西方。”
最近20年，他把规划、建设、治理新加坡的经验和理念带到中国，并且已为近50个中国城市做过规划。眼下的中国城市规划，站在一个新关口，如同当年的新加坡，正努力完成“从无到有”向“从有到优”的转变。
按照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中国已进入高速城镇化中后期，80%的经济总量来自城市，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未来这个数字则将超过70%。十九大以来，“美好生活”、“以人为本”、“和谐宜居”这样的词汇被反复提及。刘太格在新加坡办公室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采访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好闭幕，会议进一步强调了高质量发展。
刘太格感受得到这样的变化，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最适宜城市规划的环境，“现在要用心做的，一是把规划方案做好，二是规划法治化。”末了，他又叮嘱，“不要操之过急。”
一只大鹏鸟和50只火鸡
NBD：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好城市，您的规划理念得到了证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您理解、坚持的规划定义是什么？
刘太格：城市规划包罗万象，涉及方方面面，空间、经济、交通等等，规划处理的是一个综合问题。简单说，一个规划方案，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卫星镇，要用真功夫把动听的文字和数据变成合理的空间布局，最终落到一张蓝图上，并且方案中的每一条线，每一片颜色都能说清楚为什么。
规划没有什么好神秘的，道理都懂，但下真功夫很难。
NBD：明确了这个定义，您先后效力新加坡建屋局和重建局两个关键职能部门，也刚好是一个城市“从无到有再到优”的阶段转变。理念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刘太格：建屋局是做中等规模的规划，到了重建局就是把过去所有东西融合起来，整体梳理。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百年规划”，总规时间范围是从1991年到2091年，因为新加坡面积太小、人口太多，必须从长远考虑，现在想来依然是个好事。
如今全球很多城市的规划方案期限也只是15~25年，但我认为每个城市都应做一个长期的、整体性的规划。就好像写一本书，不能一章一章地写，写完第二章不知道第三章写什么，要有整体章法。如果一个城市，50年后会长成一只大鹏鸟，应该提早把整个大鹏鸟画出来，让它慢慢长大。如果只做短期规划，相当于画了50只火鸡，综合起来像，却并不是真的大鹏鸟。
大家喜欢新加坡，也是因为新加坡是按照大鹏鸟的规划方案来做的。当然这只大鹏鸟还在成长，新加坡人口已经突破570万，最近我提议做千万人的规划方案。
这个理念中国很多城市也在接受，比如西安、福州、昆明，人口是七八百万，我建议做一个50年～60年的规划，人口做到1200万左右，他们都接受了。
NBD：做这样一个长期规划，对主政者和规划师来讲应该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所谓“真功夫”怎么练？
刘太格：人们称我是新加坡“规划之父”，我觉得夸张了，当时执政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代规划师的智慧。但有一点我可以不谦虚地说，从建屋局到重建局，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学习。
首先，建屋局具体职能是规划卫星镇，这个经验对规划师来说非常珍贵。这是一个从无做到有的过程，今天新加坡卫星镇的模式、内容以及它的宜居性，我想在世界上肯定排在前列。
做完规划之后做建筑设计，公共住宅每一户、每一寸面积，如何充分利用都要有科学依据，然后再做施工监理、物业管理。那时我的工作一方面是规划师、建筑师，同时也是开发商，因为我们不仅做住宅，也做相关配套，商业、工业，学校，还有体育场馆，我们按规划条件选好土地之后，让政府的相关部门建设。
物业管理的优点就在于可以接收许多居民的埋怨。鼎盛的时候建屋局有15000人同时运转，责任重大。而我有一个小团队，包括工程师、建筑师，还有很重要的社会学家，一定要用社会学家的眼光看城市发展规划。
最高峰的时候有12位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专家帮我分析问题。每1、2个月，他们会对过去做错的地方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所谓做错就是规划方面的缺陷、建筑平面布局的缺陷，以及还有哪些没有想到的好的理念，分析之后放到下一轮规划和建筑设计中。
这样整套的、不断改进的工作连续做了20年，学到不少功夫。很多人问我最得意的卫星镇是哪一个，当然是最新的那个，因为吸纳了好的主意，把过去的毛病都改掉了。但遗憾的是，一般的规划咨询公司的工作方式是把方案做完交给业主就不跟踪了，正确与否，不得而知。
一张“合理”蓝图干到底，很关键
NBD：规划做出来，它的合理性怎么去论证？又怎么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刘太格：新加坡的规划方案是法律严格保护的，不许随意改变，执行也严格按照规划方案来。那时候我对方案的合理性有相当把握，所以比较敢严格执行。不过即使这样，每次政府部门或者开发商要申报开发项目的方案，我也会鼓励他们对规划条例提出需要修改的意见。几乎每个月，我都会收到5～7条意见，把它们提出来开会征求意见，合理的我们就修改。这个修改不是针对某个开发商或个体的需要，而是针对所有相关方的修改。
所以，一方面我们的总规很严谨，声誉很高；第二，执行很严格，包括部长们都不能改；第三，不断征求意见（开发商、其他政府部门）。
我甚至不许我的同事用“有灵活性”这几个字来形容规划，这句话就意味着可以随便改，我们是要根据一定的程序来调整。决定要调整的话，要给律政部同意后才行，修改后一公布就变成新的条规。
NBD：对，现在都讲一张蓝图干到底。
刘太格：一张蓝图干到底，是很关键。规划方案做得好，干到底当然是好事。在鼓励做远期规划的同时，我更想强调的是把规划本身做到位。
规划这门学问很抽象，中国有句话是自古文人相轻，现在是规划师相轻。规划师的理论，要在三四十年后才能看到效果，这也是规划的巨大挑战，经常是理论越“性感”，越动听，就越有号召力，越有人信奉。
所以我要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转变。在城市发展规划上，我更认为应该把握当下，而不是一味强调创新、面向未来。人们总说大城市病，如果把城市比做病人，规划师这个老中医要知道的不是未来，而是今天这个病人病在哪儿，什么是比较合理的治疗方法，怎样把他医好，怎么标本兼治。所以如果一个规划师要搞思想转变，重点应该是沉下去，了解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上的功能需要，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责任编辑：白雪松)
“如果沉下心去研究，规划得当，一切大城市病都能解决，没有什么好难的。”这是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所坚信的。2015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BBC专门撰文，文章标题就叫《新加坡50岁：从贫民窟到摩天大楼》，对刘太格所大力倡导的、也是闻名遐迩的“组屋”（公共住宅）系统评价颇高：这不只是房屋修建，这是一个国家的修建。
离开政府职位的刘太格依然是新加坡国宝级人物。79岁的他开始创业，公司名字是父亲当年用过的名字。他说明年就是标准的“80后”、“更年轻”，这个年龄创业是因为还有很多理念想传递，“规划师的终极目的是提升民族尊严，让世界不再盲目崇拜西方。”
最近20年，他把规划、建设、治理新加坡的经验和理念带到中国，并且已为近50个中国城市做过规划。眼下的中国城市规划，站在一个新关口，如同当年的新加坡，正努力完成“从无到有”向“从有到优”的转变。
按照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中国已进入高速城镇化中后期，80%的经济总量来自城市，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未来这个数字则将超过70%。十九大以来，“美好生活”、“以人为本”、“和谐宜居”这样的词汇被反复提及。刘太格在新加坡办公室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采访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好闭幕，会议进一步强调了高质量发展。
刘太格感受得到这样的变化，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最适宜城市规划的环境，“现在要用心做的，一是把规划方案做好，二是规划法治化。”末了，他又叮嘱，“不要操之过急。”
一只大鹏鸟和50只火鸡
NBD：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好城市，您的规划理念得到了证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您理解、坚持的规划定义是什么？
刘太格：城市规划包罗万象，涉及方方面面，空间、经济、交通等等，规划处理的是一个综合问题。简单说，一个规划方案，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卫星镇，要用真功夫把动听的文字和数据变成合理的空间布局，最终落到一张蓝图上，并且方案中的每一条线，每一片颜色都能说清楚为什么。
规划没有什么好神秘的，道理都懂，但下真功夫很难。
NBD：明确了这个定义，您先后效力新加坡建屋局和重建局两个关键职能部门，也刚好是一个城市“从无到有再到优”的阶段转变。理念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刘太格：建屋局是做中等规模的规划，到了重建局就是把过去所有东西融合起来，整体梳理。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百年规划”，总规时间范围是从1991年到2091年，因为新加坡面积太小、人口太多，必须从长远考虑，现在想来依然是个好事。
如今全球很多城市的规划方案期限也只是15~25年，但我认为每个城市都应做一个长期的、整体性的规划。就好像写一本书，不能一章一章地写，写完第二章不知道第三章写什么，要有整体章法。如果一个城市，50年后会长成一只大鹏鸟，应该提早把整个大鹏鸟画出来，让它慢慢长大。如果只做短期规划，相当于画了50只火鸡，综合起来像，却并不是真的大鹏鸟。
大家喜欢新加坡，也是因为新加坡是按照大鹏鸟的规划方案来做的。当然这只大鹏鸟还在成长，新加坡人口已经突破570万，最近我提议做千万人的规划方案。
这个理念中国很多城市也在接受，比如西安、福州、昆明，人口是七八百万，我建议做一个50年～60年的规划，人口做到1200万左右，他们都接受了。
NBD：做这样一个长期规划，对主政者和规划师来讲应该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所谓“真功夫”怎么练？
刘太格：人们称我是新加坡“规划之父”，我觉得夸张了，当时执政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代规划师的智慧。但有一点我可以不谦虚地说，从建屋局到重建局，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学习。
首先，建屋局具体职能是规划卫星镇，这个经验对规划师来说非常珍贵。这是一个从无做到有的过程，今天新加坡卫星镇的模式、内容以及它的宜居性，我想在世界上肯定排在前列。
做完规划之后做建筑设计，公共住宅每一户、每一寸面积，如何充分利用都要有科学依据，然后再做施工监理、物业管理。那时我的工作一方面是规划师、建筑师，同时也是开发商，因为我们不仅做住宅，也做相关配套，商业、工业，学校，还有体育场馆，我们按规划条件选好土地之后，让政府的相关部门建设。
物业管理的优点就在于可以接收许多居民的埋怨。鼎盛的时候建屋局有15000人同时运转，责任重大。而我有一个小团队，包括工程师、建筑师，还有很重要的社会学家，一定要用社会学家的眼光看城市发展规划。
最高峰的时候有12位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专家帮我分析问题。每1、2个月，他们会对过去做错的地方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所谓做错就是规划方面的缺陷、建筑平面布局的缺陷，以及还有哪些没有想到的好的理念，分析之后放到下一轮规划和建筑设计中。
这样整套的、不断改进的工作连续做了20年，学到不少功夫。很多人问我最得意的卫星镇是哪一个，当然是最新的那个，因为吸纳了好的主意，把过去的毛病都改掉了。但遗憾的是，一般的规划咨询公司的工作方式是把方案做完交给业主就不跟踪了，正确与否，不得而知。
一张“合理”蓝图干到底，很关键
NBD：规划做出来，它的合理性怎么去论证？又怎么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刘太格：新加坡的规划方案是法律严格保护的，不许随意改变，执行也严格按照规划方案来。那时候我对方案的合理性有相当把握，所以比较敢严格执行。不过即使这样，每次政府部门或者开发商要申报开发项目的方案，我也会鼓励他们对规划条例提出需要修改的意见。几乎每个月，我都会收到5～7条意见，把它们提出来开会征求意见，合理的我们就修改。这个修改不是针对某个开发商或个体的需要，而是针对所有相关方的修改。
所以，一方面我们的总规很严谨，声誉很高；第二，执行很严格，包括部长们都不能改；第三，不断征求意见（开发商、其他政府部门）。
我甚至不许我的同事用“有灵活性”这几个字来形容规划，这句话就意味着可以随便改，我们是要根据一定的程序来调整。决定要调整的话，要给律政部同意后才行，修改后一公布就变成新的条规。
NBD：对，现在都讲一张蓝图干到底。
刘太格：一张蓝图干到底，是很关键。规划方案做得好，干到底当然是好事。在鼓励做远期规划的同时，我更想强调的是把规划本身做到位。
规划这门学问很抽象，中国有句话是自古文人相轻，现在是规划师相轻。规划师的理论，要在三四十年后才能看到效果，这也是规划的巨大挑战，经常是理论越“性感”，越动听，就越有号召力，越有人信奉。
所以我要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转变。在城市发展规划上，我更认为应该把握当下，而不是一味强调创新、面向未来。人们总说大城市病，如果把城市比做病人，规划师这个老中医要知道的不是未来，而是今天这个病人病在哪儿，什么是比较合理的治疗方法，怎样把他医好，怎么标本兼治。所以如果一个规划师要搞思想转变，重点应该是沉下去，了解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上的功能需要，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责任编辑：白雪松)